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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慧 汪筠茹|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资本论》对生态非正义的批判与方法论启示

董慧 汪筠茹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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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

——《资本论》对生态非正义的批判与方法论启示


董慧,汪筠茹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生态正义,就是代内和代际所有人都能公平地享有生态权益,同时又能平等地分担保护生态的义务。生态正义是权责一致的正义,每个人在享有生态环境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是立足当代、着眼未来的正义,是基于自然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丰沛的基础上的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生态权责的公正分配;是人与人的真正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正义的追求尤为突显。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指明每个人都要平等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保障当代人与后代人都能公正平等地享有生态权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生态权责分配的公平公正问题,力主使当代与后代的每个人都能公正平等地享有和承担生态权责。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维度的重要特征,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原创性实践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正义的不懈探索引起了学界的敏锐关注。国外学者沿着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条路径对生态正义展开深入探讨。部分国外学者立足自然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及其内在的所有生命存在物都是生态正义关怀的对象,“生态正义是人与生命存在物之间关于环境资源的分配正义”。部分国外学者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生态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多种领域公平关系的体现。其中,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学派的学者借助《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性进行批判,寻求建立一种在人类中心主义范畴内的,不仅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而且能满足现实公正的生态社会主义。国内学者也对生态正义进行了深入研究,考察了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等相关概念,探讨了生态正义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其中,有学者深入挖掘《资本论》蕴含的生态智慧,阐释文本中的生态正义意蕴,为我们理解生态正义以及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帮助。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其涵括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揭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和对资本主义生态非正义的批判,对中国式现代化关于生态正义的探索影响深远。当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仍然存在并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有些人却认为“《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以《资本论》为语境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正义之维,从中总结出有意义的方法论启示,对推进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本论》对生态非正义的深刻批判

《资本论》对生态非正义的批判植根于其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实质意义上的剥削关系,是非正义的社会关系,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正,同时,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破坏了自然循环、造成物质变换裂缝,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双重作用下,日趋紧缺的自然资源与非正义的社会关系叠加,个体、群体之间自然资源配置与生态治理责任承担的不平等便油然而生。伴随着资本积累的代际延续,这种生态非正义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传递。

(一)对人与人之间自然资源享有非正义的深刻批判

《资本论》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揭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展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与人之间正义关系的扭曲。这种扭曲使得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在自然资源的享有上存在非正义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自然资源享有的非正义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宰制下,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的持续增殖与扩张,“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改造的对象不再属于他所有,而属于对象的所有者,属于资本家,“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资产阶级占有无产者的剩余价值越多,其财富积累越多,其拥有的用于生产生活的自然资源也就越多,与其相对立的无产阶级则越发贫困,其拥有的自然资源也就越少。在19世纪的德国,大片森林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无产者由于没钱从资本家那里购买木柴生火,只能去森林捡拾枯枝落叶,从而面临着因盗窃他人财产而入狱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自然资源的享有上存在着的巨大差别,可以说这种差别来源于资产阶级对无产者的剥削,来源于人与人之间非正义的关系。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被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不仅在生活发展上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恶劣的环境。为了保持资本的增殖,资产阶级罔顾自然规律,以破坏自然的方式大肆进行生产扩张,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无产阶级却继续被资产阶级看作一部赚取利润的活的机器,任意置于环境条件恶劣的生产场所而过度使用。“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资产阶级却能凭借手中的资产享受在环境优美的地方生活。这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自然资源享有上的非正义的表现。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之间非正义的关系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自然资源享有的非正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这种非正义会逐渐蔓延。列宁基于对《资本论》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不断发展着的资本主义,阐发了伴随着资本主义持续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在这一情况下,国家间公正地享有生态权益实际上也沦为妄谈。值得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非正义的关系,既会导致自然资源占有的非正义,也会导致生态治理责任分担的非正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压迫,这种非正义的关系是断然不可能使阶级之间、国家之间公正地承担生态治理义务的。当前西方国家售卖“洋垃圾”等转移生态治理责任的非正义行为的出现正是对此的现实映照。

《资本论》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非正义的关系,揭示了生态非正义的重要成因。在资本主义统摄下,阶级与阶级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处于强势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城市与资本主义国家能转移污染和破坏、转嫁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使这种生态非正义频频发生。《资本论》对资产阶级剥削、压榨劳动者剩余价值,激化人与人之间非正义的关系的批判,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生态非正义缘何出现。

(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的深刻批判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种狂热追求利润的人类活动,不遵循物质尺度而导致了物质变换裂缝,这使得自然资源日益匮乏,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资源争夺,加剧了自然资源占有的非正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物质变换裂缝体现了其反生态性的特质。这一特质使其损毁了人与人之间公正享有自然资源的物质基础。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这个巨系统的一部分,人与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之间不断进行能量交互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持续存在的关键。人与人、人与自然是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的两对关系。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有目的地改造对象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又是自然存在物,人改造世界的活动又必然受制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规律,因而人的活动应是遵循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深入研读《资本论》可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不再单纯地出自自身的需要,而是变成了资本增殖需要。“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为了赚取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不再遵循物的尺度,过度地掠夺自然资源,“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由于自然是一个系统,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是普遍联系的,这种“物质变换裂缝”并不会仅仅存在于一域,而是随着自然系统间的交换、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物质变换裂缝”作为《资本论》的经典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展现了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集聚污染性、浪费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自然界的能量守恒,使自然资源不断减损,缩减了可分配、可使用的自然资源,使人类生存发展面临无物可用的危机。这一危机在非正义的生产关系的加持下,必然会引发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关于生态权益的争夺,加剧资源享有的非正义。

《资本论》中马克思用物质变换裂缝思想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循环的破坏及其造成的恶果,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奠定基础,对生态正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基于物质变换裂缝思想,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延伸至生态领域,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生态危机、生态非正义中扮演的重要性、根本性角色,提出“生产性正义”“生态社会主义”等关涉生态正义的理论。这些理论虽存在一些局限,但也为生态正义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三)对生态权责分配非正义的代际传递的深刻批判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对人和自然的双重掠夺,持续推进资本增殖、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不断积累的资本在代际转移,使得非正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非正义在时间上的延续,导致代际生态非正义。

代际生态非正义凸显了生态非正义的历史性。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生态非正义问题便存在,在奴隶制、封建制下,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公平地享有生态权益同时又能平等地分担保护生态的义务,但这种生态非正义问题并非当时社会关注的主流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枝节问题隐没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长河中。直到人类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与人之间非正义的关系演化愈加激烈和复杂,物质变换裂缝出现并不断扩大,生态非正义问题才成为影响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之一。可以说,正是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对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才使得当代必须直面如何在自然资源日渐短缺的背景下实现当代、后代所有人公正地享有和承担生态权责的问题。处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人已经与当代人之间形成了生态非正义,而这种非正义会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而在代际延续。资本积累带来的代际的生态非正义有两种表现。一是随着资本积累的时间的延续、代际的叠加,个体之间生态权责分配非正义扩大。资本主义的权力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而越发强劲,掌握了资本的资产阶级成为包括生态权益在内的人的权益的分配的实际操控者。这种生态权益的分配并不公平。伴随着资本在城市空间的不断积累,资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集聚,“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其在生态权益的享有上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凭借手中不断增加的资本享受着优美的环境,而无产者只能在不断被剥削的过程中处于极糟糕的恶劣环境中;“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农村的大片土地被资本家圈占起来,用于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地可用,成为无产者。资本的不断积累,使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这种非正义是人类受资本逻辑宰制统摄的必然恶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非正义性在生态领域的表现。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资本仍在积累并在代际转移,人与人之间生态权益享有的非正义就会随着代际的积累不断扩大。二是代际生态权责分配的非正义。资本主义为了不断积累资本而过度纂取自然资源的生产行为,“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使后代人面临着匮乏的自然资源、恶劣的环境与极高的生态治理难度等后果。实际上,这造成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着生态权益享有与生态治理责任承担上的非正义。

正鉴于此,《资本论》也指明了解决生态非正义的道路,即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彻底扬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以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活动推进人与自然共同繁荣,从而使代内与代际所有人真正公正地享有和承担生态责权。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正义的探索

《资本论》对生态非正义的深刻批判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生态正义提供了深厚的智慧涵养。立足该文本蕴含的科学思想,依托中华文明内蕴的优秀生态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向生态正义不断迈进。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人与人之间公平地享有生态权益并平等地承担生态治理责任的现代化;是全面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夯实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现代化;是考量子孙后代生态权益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正义的不懈探索有力地助推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一)推动人与人之间公平地享有生态权益并平等地承担生态治理责任

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吸收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自然资源享有非正义的批判,既“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人与人公平地享有生态权益,又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带领人民群众共同承担生态保护与治理责任,不断推进权责一致的生态正义的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与人之间公平地享有生态权益并平等地承担生态治理责任的探索建立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生态正义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的关注不同人种、人群环境分配的绿色运动所衍生的环境正义既相似又不同。环境正义更关切不同群体的正义诉求,而对更加宏观的人与自然关系、人类未来的考量并不明显。生态正义中生态这一概念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的事实彰显了出来,在考察人与人的关系的同时考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贴近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并且,“生态”一词就“环境”而言,指向性更强。“环境”与其他词搭配,其指向自然的含义就会变弱,如人文环境、心理环境;而“生态”则不同,其重点仍在自然,如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正义是比环境正义更能贴切叙述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公正分配和承担生态权责的问题。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从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对关系出发探索生态正义,在深入把握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制约的基础上,着力于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权责关系。

鉴于前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保障人民公平地享有生态权益并平等地承担生态治理责任,推动实现权责的统一的生态正义。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人之间公平地享有生态权益。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论》批判人与人之间非正义关系的反思,也是对中华文明中孕育出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的继承与发扬。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坚持以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保障,兼顾不同群体、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及相关利益诉求,努力公平地满足每个人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人之间公平地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义务。“资本主义解决污染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这实质上是生态帝国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全世界应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消除国际间的生态非正义,共建美好家园。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人公正享有并承担生态权责,擦亮了共建共享生态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正义底色。

(二)筑牢资源公正享有的物质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从《资本论》“物质变换裂缝”等理论中汲取智慧,反思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生产方式及其对资源享有正义的破坏,深入认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转换生产生活方式,消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物质变换裂缝问题,为生态正义的实现夯实基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与人公正地享有和承担生态权责的物质基础。“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空间,以及充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养料。“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不管是个体的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健康稳定的生态环境作支撑。“《荀子》中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保障万物繁荣需要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社会生产生活。然而,过去300多年来,出于对利润的狂热追逐,粗放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巨大的破坏力打断了自然循环。《资本论》指出,“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二者会携手并进……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必将导致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破坏经济发展基础,损害人类生存的根基。“物质变换裂缝”的危害深刻警惕着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须从中华文明孕育的生态文化中汲取智慧涵养,改变以往过度重视和使用自然经济价值的短视做法,合目的性与规律性地运用自然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绿水青山”为实现生态正义的根基,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引导人们绿色低碳生活等方式,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维持自然循环交互,以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普惠的公共产品满足每一个人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缓和由资源短缺造成的资源享有非正义。

中国式现代化在打造良好生态环境、夯实生态正义物质基础上成果斐然。2023年1月《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4.02%,森林蓄积量达到194.93亿立方米,可供人类享有的自然资源数量持续上升。中国以实践成绩持续为自然资源的公正享有带来可供支配的现实基础。

(三)保障代际生态权责享有与承担的正义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我们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绝不将当代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义务留给后代。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进代际的生态正义。《资本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伴随着资本的积累,生态非正义在代际延续的恶果。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吸收了这一批判的精华,将保障子孙后代的生态权益纳入考量,以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依托,推进生态治理,扩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存空间,助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延续。针对随着代际叠加导致的个体间生态权责享有与承担的非正义加大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以严格的制度和执法,缩小城市与乡村、国家各地区之间在生态权益享有与生态治理责任承担上的差异。针对代与代之间的生态非正义问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早期资本主义在赚取经济效益过程中造成的物种消减、环境破坏等生态问题,已经给当代人造成了极大的生态治理负担,坚持“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不走资本主义以环境换发展、转嫁生态治理义务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老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到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的一“位”,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保护和治理自然生态,在治理现有污染的同时,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为后代人留下可持续的自然资源。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充足的自然资源是人类文明绵延的基础,治理生态环境不仅是当代人的迫切需求,也是为后代人谋的福利。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可供发展的自然资源是生态正义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站在为子孙后代计、为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坚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格局,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为子孙后代留住美好生态环境,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头,为代内与代际所有人公正地享有和承担生态权责的追求夯基筑台。

三、《资本论》对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启示

当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仍在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这使得由其导致的生态非正义问题仍然存在并迟迟未能彻底解决,成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要关切的重要问题。《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宏阔视野,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本质,揭示生态非正义问题的根源及其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生态正义提供了科学指引。面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生态非正义的持续发展变化,需要继续深入研究《资本论》对生态非正义的深刻批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有关生态正义的探索,把握其中蕴含的方法论,立足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深化生态正义的理论认识,明确生态正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拓展生态正义的实践建构,推进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纵深发展。

(一)深化对生态正义的理论认识

《资本论》对生态非正义的深刻批判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澄明了生态正义的底层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生态正义的重要指导思想。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继续深化对生态正义的理论认识,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为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思想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矢志探寻的生态正义,其本质上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复归。《资本论》所批判的人与人之间自然资源享有非正义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表现,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物质变换裂缝的揭示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关系的恶果。当这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交织在一起并不断运动,生态正义便无法真正实现。反之,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实现了的生态正义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就此而言,生态正义既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正义将人类利益作为其唯一关切点,将人类利益凌驾于万物之上,实际上是将人排除在了自然之外,忽视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事实,这实际上否认了人类本身。自然中心主义将人之外的自然也纳入了正义的考察范围,但正义是属人的价值观念,“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既讲权益也谈责任。对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讲权益却无法讨论其责任,这并不能算作真正的正义,而是将这一概念泛化了。不管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实际上都是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割裂,过度关切其中一方的结果。在进一步认识生态正义的范围、深化对其理论认识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既是生态正义,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而,生态正义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走向。 

以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为底层逻辑深化对生态正义的理论认识,既要深入认识这一理论对普遍性规律的挖掘,也要注意这一理论的特殊性,即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生态正义是依据中国文化、国情形成的独特的理论认识,既不是“拿来主义”,也不是“保守主义”,而是在借鉴和吸收中融合、创新出的理论体系。推动实现生态正义,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从已有的实践探索中总结出具有一般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宝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不断深化的理论认识指导生态正义的探索实践。

(二)明确生态正义的价值目标

生态正义是代内与代际所有人公平地享有和平等地承担生态权责,其落脚点在人,在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上,具有鲜明的属人性。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全人类公正地共建共享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筑基,明确了生态正义的价值目标。

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让人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享有生态权责一致的正义,助力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形成了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危机,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个体间、群体间、国家间在生态权益的享有与生态治理责任的承担上未能实现公正。资产阶级、城市、先发国家凭借掠夺自然资源获得资本,享受优渥的生活、优美的生态环境,无产阶级、乡村、后发国家被掠夺了自然资源,生存环境恶劣。在生态治理上,城市将污染性工厂转移至乡村,发达国家将垃圾和污染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以绿色环保为名义向其他国家征收高额税款等转嫁治理责任的生态非正义行为频频发生,个体间、国家间未能公正地承担生态治理责任。这引起世界范围内对生态正义的呼吁,人们呼吁以公正的、合理的制度秩序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使资源分配与责任分配公平公正,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这也明确了生态正义的价值目标,即扬弃资本主义异化了的生产关系,“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使人得其应得,以繁荣发展的自然界为根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价值目标落脚在当下就是坚持生态正义是所有人的正义,既充分考虑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待,也关切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决策和实践的出发点,通过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制度体系,推进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公平地享有自然资源并平等地承担生态治理义务。

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实现代内与代际生态正义的辩证统一,既关切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生态正义问题,也考量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进一步明确生态正义的价值目标,让每个人共建共享美丽地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

(三)拓展生态正义的实践建构

《资本论》对物质变换裂缝加剧资源享有非正义的批判,实质上揭示了割裂人与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恶果,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接续推进生态正义要重点攻克的问题。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是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正义实践建构的关键。

一方面,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关于生态正义的实践建构要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批判了受这一生产关系的宰制而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资源分配上的非正义。因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正义的探索实践,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通过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涉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生态资源配置的相关制度、政策、法律体系,协调各利益攸关方,保障其合理权益,为各项资源的公正分配与生态治理责任的公平承担筑牢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关于生态正义的实践建构要坚决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对资源分配非正义的加剧,为生态正义的实践点明了重要遵循原则,即以尊重自然规律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在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生态正义迈进过程中,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在系统推进物种保护、污染治理、减排降碳等多项工作的同时发展经济,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营造优美生态环境,筑牢生态正义的物质基础,为全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作出示范,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方案,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凝聚合力。

生活在同一颗星球上,人与人之间共享一个未来,世界各国应“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世界各国应加强合作,推进公正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建构,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还世界以绿水青山,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长远发展夯实基础,推进走向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发展,助益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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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7-19(01).

[17]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56.

[1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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